清初孝妇河畔淄川文化圈(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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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南北同一体 淄川高氏、毕氏与新城王家联系密切。提到新城王家,最负盛名的当属王士禛(渔洋)。 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他和高珩是表兄弟,比高珩小,但也曾同朝为官,而毕际有分别是高珩和王渔洋的姨夫和姑父。这样,他们就有了经常联系的可能。因此诗文常常互相交流,由此,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的作品便也同时得到他们的青睐和推举。高珩去世二年后,其仲子高之騱请王士祯写了《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详述高珩一生,十分推崇其道德学问,并在文中有“相契合最深且久”之句,表明两人交往时间长且关系密切的情况。 而唐梦赉去世后,王士祯也为他写了《敕授徵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这些都说明淄川与新城的文化名人联系是密切的。 那么,淄川文化圈与博山文人们交往如何呢? 孙廷铨(1613—1674),字枚先,博山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为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他与淄川高氏十世高玮、高珩、高玶兄弟是表兄弟,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高玮夺冠,冯溥第二,孙廷铨、高珩随后。高珩曾撰《孙文定(孙廷铨)公文集》序,从序中, 可以看出二人在参加乡试及后来至京城做官时交流很多,来往频繁。 高珩与博山赵执信叔祖赵进美同朝为官,并关系密切。而赵执信作为博山清朝著名文人,与高珩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赵执信(1662—1744),清代诗人、诗论家。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18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28岁因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终身不仕,徜徉林壑。赵执信为王渔洋甥婿,比高珩整整小了50岁,但与高珩交往却很密切,并于晚年受高珩玄孙高贻荣、高贻乐之托为高珩编辑《栖云阁诗文集》,且为其作序,从序言“余自弱冠登先生栖云阁,既而随先生入朝,又侍先生于家”几句中,知道赵执信20岁前就见过高珩,赵执信18岁入朝为官,正是高珩68岁被重新召入京为官之时,所以有“随先生入朝”之句,“又侍先生于家”,说明被罢官后的赵执信常到淄川拜访退职的高珩,所以高珩去世40年后,自视很高的赵执信竟然以76岁高龄,接受高珩后人所托,不辞劳苦,“删其复者、缺者,定其讹误者”,完成了《栖云阁诗文集》的编订工作,从而使此书传世,并且,他对高珩的诗作十分推崇,称其“将与岱北名山同其不朽”。赵执信与王渔洋的诗歌主张和风格不一样,但他们却都对高珩的诗和道德文章评价甚高,这倒是很有趣的现象。 唐梦赉的孙女是赵执信的儿媳,唐梦赉去世后,赵执信也为他写了《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表》。 所以清朝初年,从南到北,孝妇河畔著名文化人联系密切,他们打破了地域界限,共同创造了孝妇河畔文化的辉煌。今天孝妇河畔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他们和先人铸就的,他们的精神、境界及留下的文化遗产,还在启迪和影响着今人,值得我们好好挖掘和研究。目前,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着,如点校整理毕自严的《石隐园藏稿》、高珩的《栖云阁诗文集》;唐梦赉的《志壑堂文集》及窎桥王家的《王氏一家言》点校整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他著作研究。还有王樛、张笃庆的诗集以及众多文学遗产的整理。努力挖掘、整理、继承,是后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都说孝妇河畔有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三大”历史文化名人,其实高珩、唐梦赉也毫不逊色,应该说是“五大”历史文化名人吧!。 (赵玉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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