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水族，原名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佑民、又铭。贵州省荔波县人。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

邓恩铭出生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里。4岁启蒙识字，10岁入小学。秉性聪慧，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14年，13岁的邓恩铭入高小读书。他的老师高树楠是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人士，有一次讲地理课时，忽然压低嗓音，沉痛地讲道：“我国北方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青岛，已被帝国主义侵占17年了。”

“为什么不把敌人赶走呢？”坐在最后面的邓恩铭突然问道。学生们都吃惊地望着他，担心他会受到责怪。但高老师并没有生气，却悲愤地说：“因为清政府软弱无能，丧权辱国啊！”

邓恩铭浓黑的眉毛跳动了几下，又紧接着问：“不是早已进行了辛亥革命了吗？”

高老师为这个只有13岁的孩子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吃惊，从内心里格外喜欢这个平时沉默寡言、勤于思考的学生，便告诉邓恩铭：“虽然进行了辛亥革命，但是国家还没有统一，民主还没有实现，帝国主义和军阀还没有被打倒。”

高老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邓恩铭的心。

“怎么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呢？”少年时代的邓恩铭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了。

1917年秋，因家计艰难，邓恩铭被迫离家，到山东投奔过继给黄家的二叔黄泽沛（原名邓国瑾，曾在山东益都、淄川、沂水等地任职），继续上学。在离别家乡时，邓恩铭引吭高歌：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临行前，同学们眷恋地问他何时归来，他又以诗作答：

君问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

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

1917年10月，他进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时，北洋军阀执政，国内政治极其腐败，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邓恩铭强烈的愤慨。他时常自问：“恩铭啊恩铭，你今天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是，他的父母、亲属尤其是那个做县官的二叔，时常劝导他要安分守己，光宗耀祖。最初他也认为，一心一意发愤读书，将来可以“救国”“自救”。

他到济南的第三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山东大地，唤醒了不少爱国青年。邓恩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认识到了只靠读书是无法救国的，便开始寻找和思考更可靠的道路。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中，他经常和同学到街头演讲。由于工作热情、积极，又平易近人，被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负责主编校刊。这时，他结识了正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王尽美。邓恩铭曾代表学生界到天津参观学习。回济后，他与王尽美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活动。在斗争中，邓恩铭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当时，许多进步刊物如《新青年》等，在青年中广为传播，邓恩铭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叔父给他的生活费，多半被用来买了书。他与王尽美在共同的斗争中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联络了省立一师、省立一中、育英中学、工专和商业学校的一批青年，于1920年11月21日组织了励新学会。他俩都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学会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邓恩铭积极为该刊撰写文章，他在1920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赞赏“实行的”社会改造，反空谈和盲从，坚信“中国的社会一定要改造”，主要拿外来的学说“与我们的(实际)比较”“多多注意实际”。由此可见邓恩铭当时思想状况之一斑。

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年邓恩铭才20岁，是代表中较年轻的一个，并且还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苏联访问了许多地方，并参加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1922年8月，邓恩铭列席了中共二大。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主要精力从事职工运动。当时，山东党组织把职工运动的重点放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工矿区。邓恩铭奉命到淄川矿区开展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淄博。他利用叔父黄泽沛任淄川县知事的有利条件，深入矿井、工棚、农村、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调查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启发工人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和中日资本家进行斗争。这一时期，他先后结识了淄川县立高等小学的进步教师赵豫章、郭粹甫等，为以后在淄博地区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为了便于接近工人，邓恩铭以淄川县洪山镇宪章照相馆作为秘密活动点，深入矿工家中，宣传革命道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耐心地启发教育工人认识自己的力量。

1923年初，邓恩铭到青岛工作。他以教学、办报的职业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团的组建工作。他在青岛工作的两年半期间，曾先后以四方机车厂和纱厂为中心，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他为了组织和领导这些斗争，经常身着短裤短褂，化装成工人，深入工厂车间和职工家庭，进行串联，组织工人，深受信任。

1923年12月，山东军阀政府不顾连年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下令强行增加捐税。淄川县政府借机向昆仑各炭栈强征“教育捐”，要求每装一车炭拿两吊钱。当时，中共山东党组织号召各地作“普遍之反抗”。邓恩铭从青岛给赵豫章、郭粹甫发了一封信，要求他们积极响应这一斗争，联络团结群众进行有力抵抗。受到邓恩铭启发教育的淄川县大昆仑炭栈工人，联络厂商，向当地政府发起了抗“教育捐”斗争，强烈要求免征“教育捐”，支持地方上兴办教育事业。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并用抗捐争得的款项，办起了一所昆山两级（高级、初级）小学。

1924年3月，邓恩铭再次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他不辞劳苦地奔波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深入矿工居住的农村了解情况，分析斗争形势，鼓舞工人斗志。邓恩铭在1924年5月8日由淄川发出的一封家信中提到“职务(指革命工作)缠身，没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以此来答复在贵州荔波水铺的父母数次要他回家的催促信。邓恩铭的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淄博矿区工人们的斗争意志，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学艺研究社”的周围，与警察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顽强斗争。

1924年初，邓恩铭来淄博矿区开展工作时，指导王复元、李青山重建了张店铁路工会。淄博各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矿业工会淄博部和“学艺研究社”的斗争，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关于《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中，强调矿区的重要地位时指出：“山东之坊子，溜(淄)川、博山、峄县等处矿工运动，山东同志应把它和津浦胶济路工运动同时并重。”淄博工人运动的开展，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为淄博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从组织上、干部上做好了准备。

1925年2月8日，邓恩铭在青岛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3月，正式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对于这次罢工斗争，邓中夏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作了高度的评价：“‘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邓恩铭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惊恐。这年5月4日，青岛反动政府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并于5月11日把他赶出青岛。他虽然暂时离开了青岛，但并没有中断对青岛工作的关注。不久，他就在张店召开了胶济铁路线和青岛市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恢复和巩固胶济铁路线党组织的具体措施。他还曾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青岛、淄博等地，继续领导工人斗争。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1月，省地执委在济南东关机关筹备纪念十月革命活动时，被敌人侦知，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于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他的肺结核病很快恶化。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受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派遣，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闭幕后，他应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地区工人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担任过湖北农民运动讲习班和战区动委会委员。7月，中共山东省委在平原召开会议，决定邓恩铭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0月，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卢福坦任书记，邓恩铭改任常委。11月，省委派邓恩铭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中旬，邓恩铭回山东后，省委常委改组，邓恩铭任书记。

邓恩铭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极其猖狂，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严重挫折的困难时期。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党的工作仍得到相当的发展，保存了党的力量和干部。

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王复元告密，设在济南市魏家庄的山东省委书记办公处、秘书处和组织部以及驻纬十路庆余里的省委宣传部接连遭敌破坏，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的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

邓恩铭在狱中领导难友不断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两次组织越狱。第一次是1929年4月19日晚上，只有杨一辰同志一人逃出。第二次是同年7月21日晚饭后，以邓恩铭为首的五人小组指挥了这次越狱行动。在地下党的接应下，有的人冲出了监狱，而他却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凌晨，年方30岁的邓恩铭与另外21名同志一起，被敌人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2009年9月，邓恩铭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