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铨，字子衡，又名李国栋，曾用名李镜铨、李英杰、李铨、李金泉等。山东省历城县（现济南市历城区）人。淄博矿区早期党和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敬铨幼时父亲病故，家业逐步破落。到了入学年龄，母亲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供他读书。先读私塾，后入小学。读完小学后，李敬铨考入了济南师范讲习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李敬铨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积极投入济南学生界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

1923年，青岛大康纱厂到济南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培训工师，李敬铨应招进了青岛大康纱厂。从济南同时招入大康纱厂的大多是济南一中、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的学生。李敬铨入大康纱厂任粗纱工师。大康纱厂是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工厂，厂里的工人直接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目睹和亲身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李敬铨等学生出身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就在工人中间活动，积极酝酿着反抗斗争。

1924年，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开辟工作，李敬铨便最早参加了活动。他首先同党领导的胶济铁路总工会进行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学习胶济铁路总工会的经验，在厂里工人中间开展了积极的组织活动。1925年3月，秘密组织建立了大康纱厂职工会，李敬铨被推为工会的负责干部，很快发展会员800余人。工会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日本厂方的注意。4月18日，日本警察趁工人上班之际，持枪在“华工宿舍”强行砸门撬锁，进行搜查。他们掠去了工会的文件，逮捕了3名工会干部。李敬铨等工会领导人得知消息，立刻发动工人于当日下午6时，团团围住了工厂的人事系。在激愤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日本厂主被迫于当晚10时将逮去的3名工会干部放了回来。这天晚上，李敬铨立即将厂里的情况向青岛党组织和中共山东省委派青岛指导工运的王用章(后叛变)作了汇报。青岛党组织立即召集大康纱厂的李敬铨等30余名工会干部开会，会上决定举行全厂大罢工，并即时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李敬铨等人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李敬铨、李春荣等人被推举组成了谈判代表团，负责与厂主谈判。李敬铨等经过一整夜的会议和布置，一切罢工的准备工作就绪，工会迁到四方小学和四方机厂宿舍秘密办公。

4月19日晨，罢工宣言送交给日本厂主和市警察局。宣言中有工会代表工人提出的21项条件，如不答复，大康纱厂工会即令工人于4月20日晨6时举行罢工。日本厂主收到罢工宣言后，立即打电话给青岛伪警察厅要求调派保安队于20日黎明来厂镇压。工会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提前6小时举行罢工。工人接到工会发布的罢工命令，立刻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当黎明保安队到达四方时，在总指挥李敬铨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工人手持各种工具戒严，镇守于车间内外，宿舍前后，厂门口的门楼上挂起了罢工的大旗，全厂4000余名工人都投入了罢工斗争。罢工执行委员会召开了露天大会，李敬铨代表罢工委员会发表《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列举厂主压榨工人的罪行，说明举行罢工工人的要求。在大康纱厂罢工影响下，青岛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工人的联合罢工队伍骤增至13000余人。青岛日本纱厂工人联合罢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青岛纱厂的大罢工，从上海派工会代表赴青慰问，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吴雨铭赴青岛慰问，中共山东省委派刘子久、王翔千、李慰农到青岛帮助指导斗争。

罢工期间，李敬铨、李春荣等工会代表与厂方进行了谈判，同厂方软硬兼施的伎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22天的斗争，迫使厂方答应了改善工人待遇等5项条件，罢工取得胜利。5月29日凌晨，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政府，派兵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3个纱厂的工会办事处，打死工人8名，打伤17名，逮捕李敬铨等72名工会干部，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青岛惨案”，进而引发五卅运动。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军阀当局于7月1日将李敬铨等6名工人代表释放。李敬铨于被释当日，由当时的省委委员王用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李敬铨被党组织派回到历城、鲁北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到淄博矿区领导工人运动。与他同去的还有张洛书、宋耀亭、高光宇。李敬铨负责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们广泛联络矿工，宣传贯彻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认真开始做职工运动，提出群众的经济要求，在群众间做广大地宣传，发动群众经济斗争”的指示。

他们依靠工人中的党团骨干张德水、刘洪庆等人，深入到解庄、杨家庄、车家庄、宋家庄、寨里等农村的煤矿工人家里走访宣传。揭露中日资本家和包柜怎样榨取工人的血汗，中日合办的鲁大煤矿公司为什么要查封工人俱乐部，等等。李敬铨还给矿工们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外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矿工起来组织工会和资本家开展斗争。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动，1928年1月25日，李敬铨等人在炭矿北部的沈马庄龙王庙召开了煤矿工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是矿西部的工人积极分子。第二天又在原地召开了矿东部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每次到会100余人，会上，工人代表控诉中日资本家及军阀的压迫剥削，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1928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北进，再度出兵山东。山东政局处于动荡之中。洪山矿区党支部在李敬铨、张洛书等人的指导帮助下，加强了炭矿外工的工作。李敬铨等人深入淄川炭矿所属的八行、十行、南旺、石谷等井串通组织工会，经过一段酝酿筹备，5月，在淄川炭矿门外洪山镇余盛街正式成立淄川炭矿工会。工会办公的房子原是老巡警局的房子，他们不用了就把门窗堵了起来，李敬铨就带领工会会员拆开堵着的门窗，在门口挂起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牌子，上写淄川炭矿工会。当时签名参加工会的有300多人，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淄川炭矿工会在铁路东边杨树林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李敬铨、张洛书在会上都讲了话。工会会员发展很快，很快就发展到500多人，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淄川炭矿的党员发展到80余人，石谷的昆仑分矿成立了工会。

1928年6月下旬，淄川炭矿传出裁人的消息，工会会员们纷纷要求进行罢工。此时工会已搬到马家庄南庙。李敬铨、张洛书与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张德水、车锡贵、蒲文泉等工会干部研究决定，在裁人之前的6月25日，由工会公开出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在罢工前夕的一个晚上，李敬铨、张洛书等人为发动罢工，在蒲松龄墓东边的树林里，召开了工会积极分子会议。李敬铨、张洛书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亲手组织起草了“淄川炭矿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同时又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给鲁大公司写了一封信，申述了罢工的理由，提出了条件，并限于6小时内予以答复。对于工会提出的要求条件，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淄博煤矿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在李敬铨、张洛书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6月25日拂晓，在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等分矿的4000多名工人全部实行了罢工。通过十几天的罢工，迫使警察当局和鲁大公司答应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

1928年秋，李敬铨被省委调回济南，担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卢福坦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李敬铨还担任了济南市委书记，此后在济南又协助省委当时的负责人丁君羊工作。省委办公地点就设在普利门外的李敬铨家里。

此时李敬铨已有5个孩子，家里生活极其困难，生活主要依靠其妻帮人洗衣、做活挣几个钱来维持，全家时常都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李敬铨却不曾因家庭的极度困难而拖累工作。李敬铨的妻子积极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活动，常为省委在他家召开的会议放哨，到了吃饭的时候，先把饭全部端给开会的同志们，而自己和孩子却常是等到下一顿饭再吃。

1928年底，王复元、王用章等叛变革命。12月，省委即被叛徒王氏二兄弟破坏。邓恩铭、刘兆章、朱霄、宋耀亭等9人被捕。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甚密。省委被破坏后，王用章找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做工作，拉他投敌。李敬铨在了解了王复元、王用章等已叛党投敌并由他们带领警察逮捕了自己同志的时候，气愤至极，但他又很快镇定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搪塞王用章。王用章见李敬铨并无意追随他叛变革命，就威胁恐吓说：“不准你在济南干，你在济南干我逮住就枪毙你。”李敬铨在摆脱王用章的纠缠之后，立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党组织马上采取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

此时，济南已难以立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迁移青岛。李敬铨的家里日夜有特务监视，李敬铨便先回原籍老家，在李敬朝家里住了几天。李敬朝见李敬铨的胳膊上刺了一条青龙，就问李敬铨，为什么做这低庸之事。他似开玩笑地认真答道：“干革命就有时刻被捕被杀的危险，我如果被枪毙了，你到时候认尸时也好有个记号。”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敬铨早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李敬铨在青岛与省委接上关系后被留省委工作并任省委委员。后来，省委派他回济南，由他组织济南特委(亦称特支)并任特委书记。他到济后，济南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特务、便衣、捕共队遍布全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日夜奔忙，奔走于鲁丰纱厂、电灯公司、津浦路机务段和津浦铁路济南大厂等单位进行党的恢复发展工作。

1931年1月，在去往津浦铁路济南大厂的路上，李敬铨被王用章等逮捕入狱。狱中，面对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同年4月5日，与邓恩铭等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