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淄川炭矿又传出裁人消息，矿工们纷纷要求立即罢工进行反抗。

当时的形势，正如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关于加强工会工作问题致淄张县委的信》中所说：“山东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东后，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畸形割据，由张宗昌的政权一变而为蒋介石、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这种割据状态在中日交涉未全盘结束之前不会改变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职工运动才正是发展深入的好机会，我们要很艰苦地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组织，抓紧基本群众。”信中强调，淄张县委“应立即站在群众的要求上面，号召群众起来，为自身利益而作斗争”。6月21日，中共中央致信山东省委，指出：“经过‘五三’惨案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非常膨胀（如淄川矿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斗争等），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愤激万状，对国民党的认识和幻想，几乎消灭无存，生活痛苦已达极点，失业恐慌成了普遍现象，工会的组织成为工人急切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主要的任务是怎样去抓住群众的热情更加加紧鼓动，积极发动各种斗争。反日运动应与职工运动相联系……尤其是山东，如淄川的经济斗争，被日军压迫，应反抗日军的摧残，这是由经济斗争转到反日运动的政治斗争，同时发动各地工人，反抗日军压迫”。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淄川党组织加紧开展工作。这时国民党新任淄川县长陈学海刚刚上任，尚不能控制矿区；而党在矿区领导的工会组织已建立近两个月，并逐步加强。西河悦升公司也建立了党的支部。工人们反日爱国热情高涨，都希望在工会领导下大干一场，特别是外工工人，斗争要求更为迫切。在这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矿区党组织决定由工会领导开展罢工斗争。

6月21日，中共淄张县委书记张洛书和李英杰等，召集工会委员在洪山马家庄南庙开会研究了罢工问题。6月22日下午，在淄川城东门外的树林里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工运积极分子会议，李英杰、蒲文泉进行了发动，并一致通过决议，定于6月25日晨6时，在马家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宣布罢工，反对矿方裁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增加抚恤金，改善待遇。会上推选车锡贵、蒲文泉等为代表，向县长陈学海申诉罢工理由；各个工会支部也选出代表组成罢工组织委员会。6月22日、23日，代表们分别在各煤井串联发动群众，约定时间，统一行动。

6月24日，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争取社会同情，淄川炭矿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阐明罢工的目的，揭露中日资本家对矿工的残酷剥削，诉说矿工的困苦生活，指出：“以前屡次裁人，我们因为团结不力，更无代表工人的工会，不得不忍痛一割，甘心而忍受了。我们经过屡次的碎割，我们已具有相当的觉悟与决心了，知非团结不足以解除此种的痛苦。”“现在日本人在胶济沿线20里以内横行霸道的时候，各地难民接踵在道，民命待援，外交束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不料公司在此民生凋敝之秋，竟置公理于不顾，决然将我们裁减数千，使我们流为难民。全家老小就此分离，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宣布“本会应全体工友之请求，定于本月初八实行大罢工，誓死力争，非达目的不止”，呼吁各界予以支持。

淄川炭矿工会在发表罢工宣言的同时，还向鲁大公司写信提出了22项条件，其中里工10条、外工12条，限6小时内答复。里工的10条是：（1）工资在五毛以内者加四成，在八毛以内者加三成，八毛以外者加二成；（2）一年一个月的花红分两季发；（3）一年三节放假，春秋节各三天，年节十天，工资照发；（4）不准开除工人；（5）不准虐待工人；（6）因工致死赔偿三百元；（7）因工残废永远按工开钱；（8）因工受伤，工资照发，医药费由公司担负；（9）学徒年限不得过四年，工资至少四毛；（10）临时（工）一律归里工，工资至少五毛。外工的12条是：（1）工资一律改发大洋；（2）工资一律增加两毛；（3）不准虐待工人；（4）反对裁人和派歇班；（5）取消坐班；（6）定期开钱；（7）一年顶少一个月的花红；（8）一年三节放假，年节十天，春秋节各三天，工资照发；（9）因工受伤工资照发，医药费由公司负担；（10）因公致死赔偿三百元；（11）因工残废永远按工开钱；（12）危险的洞子，工人说不干就不干。

对工会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淄博煤矿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罢工开始了。6月25日拂晓，工人积极分子利用工人上下班时间，在矿井附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鲁大公司成立已达6年，其间生活费逐渐增加，而工人的工资却从没有提高。最近又要裁人，当此生死关头，工友们要团结起来，实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人，保障工人的生活。并派工人纠察队员监视包柜工头，不准其强迫工人上班。在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分矿的4000多名工人全部实行了罢工。罢工后，当班的700多名工人按照工会事先的部署，高举标语旗帜，齐集在淄川炭矿南门马家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会上20多名工人代表轮流演讲，情绪激愤，一致表示：要求资本家全部答复罢工条件，号召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坚持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南庙工人大罢工时工友集会地点旧址

面对此情此景，中日资本家如坐针毡，立即派制造济南五三惨案后进驻炭矿的日军松田中队前往南庙冲击会场。上午9点多钟，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了罢工会场，三架飞机在会场上空盘旋。由于这时的淄川矿区工人经受过大革命时罢工斗争的锻炼，加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较以前更英勇、更顽强，斗争策略也较成熟。当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镇压时，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毫不畏惧地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展开了英勇搏斗。工人纠察队的一名队员用镢柄把一个机枪手打翻在地，并利落地把机枪夺在手中。工会武装委员李成孝用脚踢倒另一个日兵，把步枪夺了过来。同时为保卫会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愤怒的罢工群众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使日军望而生畏，不敢靠前。日军未能冲进会场，便把南庙包围起来，在交通路口和会场门口抓人。罢工领导人车锡贵、李成孝、王聿信等9人被抓走。虽然如此，工人们仍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中日资本家见强行阻挠不成，便开始软攻。下午2点多钟，国民党淄川县长陈学海、公安局长蒋野章、商务总会会长王福斋、副会长王学增，在中日资本家的授意下，以伪装调解来到罢工会场。陈学海对工人们假惺惺地说“我是三民主义者，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决不错待你们，你们先上工，三天内条件我可以担保”云云。愤怒的工人们早已看穿了他们的虚伪伎俩，把他们包围起来，与之辩解，强烈要求他们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释放被捕工人。陈学海等被迫答应回去与日方交涉，狼狈离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张洛书等人和工会干部商量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工人回各煤井坚持斗争。工会执行委员也分到各煤井做工作，强调不放回被捕工人，没有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决不复工。被捕的9名工人面对当局的关押审讯，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敌人的严厉审讯下，严守机密、慷慨陈述罢工的理由和决心，使得日方审问一无所获。

罢工发生后，淄川炭矿的中日资本家除要求派日军中队冲击会场外，还到处告急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25日罢工的当天，日本驻博山领事馆淄川派出所巡查部长樱井三朗就急忙向日本驻博山的外务主任佐佐木高义报告了淄川煤矿工人罢工情况。佐佐木26日就匆匆赶到淄川，于上午和下午两次同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交涉，要求迅速镇压工人的罢工。淄川县政府一概应允。26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与陆军方面策划了下列对策：“一方面要做到，（1）对于煽动乃至胁迫者要取缔；（2）对于危害煤矿设备的事故行为要警戒。另一方面伴随着收入杜绝，职工越来越困苦，可等待他们自己反省觉悟。”并连夜派遣陆军中佐矾具和领事河相，乘夜车赶到淄川煤矿，指导中日资本家采用暴力镇压和饥饿政策对付罢工工人。国民党淄川县长陈学海等人为了控制工人运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伪装仲裁人，极力笼络工人、欺骗工人复工。几天过去了，煤矿资本家既没有放回被捕工人，也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张洛书和工会干部根据省委指示，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与资本家相互勾结、出卖工人的伪善面孔；一方面继续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工友，要求增加工资。经过斗争，中日资本家害怕激怒工人，再次引起罢工，终于被迫先后两次释放了被捕的工人，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

罢工斗争基本取得胜利后，矿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淄川黄家庄赵道沟庙召开秘密会议，总结了这次罢工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敌人更残酷的镇压和保存力量，必须改变斗争方式进行分散活动，继续发动和领导群众，准备新的斗争。此后，矿区党组织又酝酿了几次新的罢工斗争。但由于敌人统治加严，罢工计划均未完全实现，仅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经济斗争。

淄川炭矿工人南庙大罢工，是在山东政局异常动乱、工人斗争情绪高昂的形势下爆发的，是淄博革命斗争史上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它的影响下，周村丝织工人、张店铃木丝厂工人也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使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对内欺骗工人、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惨案后升涨起来的嚣张气焰。同时，为淄博矿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积累了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