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淄川地方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10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后，省委于10月将中共张店地方委员会改称中共淄博张县委员会，史长森、张洛书先后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先后派省委常委、负责组织工作的丁君羊和李英杰、宋耀亭等人，到淄博矿区了解情况，加强组织建设，开展工人运动。

1928年2月，中共淄博张县委员会改称中共淄张县委，张洛书任书记。淄张县委共有党员50余名。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党组织转入更加秘密状态。在这个时期，淄川地方党组织响应中央和省委号召，积极开展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党员和秘密工作及发动工人、农民开展革命活动等，各项工作都卓有成效。当时虽然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但中共淄张县委的党员仍坚持开会、学习，开展工作。矿区附近许多党员的家，都是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党员和工运骨干经常在车锡贵、张德水家里开会学习，主要学习《党内课本》《共产主义ABC》《红星》等书籍。当年的党员牛茂栋回忆说：“在敌人的统治下，我们仍然坚持正常过组织生活，每周一次党小组会。当时山东省委派来工作的张洛书、李英杰和卢福坦都曾参加我们的小组会，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1928年5月3日，日军出兵济南大肆屠杀爱国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日军又乘机出兵洪山，并指出在胶济铁路沿线20华里内不准中国军队进驻。淄川县知事陈学海被迫于6月底由县城撤到马棚村。对此，淄川党组织领导淄川民众、学生上街游行，人们高呼“勿忘五三”的口号，查禁日货，声援济南，并两次在淄川六龙桥烧毁日货。淄川炭矿还举行了反对日本厂方剥削压榨工人的罢工等活动。

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淄川炭矿工人、共产党员黄文作为山东代表出席大会，并被选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南昌起义问题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委员。8月，中共淄张县委改建为中共淄川特别支部，武胡景任书记，下辖5个支部，共有24名党员。10月，武胡景调任后，工人党员车锡贵接任支部书记。

中共淄川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28年下半年，蒋介石的反动势力进入山东，血腥地镇压革命，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淄川炭矿工人南庙大罢工后不久，国民党势力侵入淄博矿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共同镇压矿区的工人运动。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期投机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脱党，有的自首，给党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1928年1月，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孟传扬，背叛革命后到处网罗人员，成立了国民党淄川县党部并任常务委员。10月，由于他的告密，致使矿区的许吉富、翟作仁、孙发财、李继修等数名共产党员被捕。

中共淄川特支建立后，顶着白色恐怖的压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同时，创办了《淄川工人》刊物，进行革命宣传。1928年9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政治党务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指出：“……淄川炭矿工人革命情绪仍一天天的高涨，在半公开工会组织底下的工人已经有3000多人，最近部分临时罢工的极多……”11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各地党务情形的报告》中谈到党的组织情况时说：“……大荒地共有5个支部，同志21人，此外，石谷2人，华坞和西河各1人共24人。”在这个时期，山东省委也不断对淄川矿区的斗争进行联系和指导。省委于12月13日派人到淄川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并派邓恩铭再次担任淄博矿区党的负责人，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根据山东省委“要艰苦忍耐地去发展工人的日常斗争，以扩大党的组织”的指示，矿区党团组织负责人车锡贵、张德水和蒲文泉、刘洪庆等在矿区各矿井秘密联络同志，恢复健全党的组织。车锡贵改变斗争策略，以卖针线为掩护，到矿区周围的农村活动；张德水、蒲文泉、李先忠等人改名换姓，分别到博山、西河等地下了小煤井；孙保国、韩立义等一部分共产党员，机智地躲过敌人的追捕，逃离了矿区。

1928年底和1929年初，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先后叛变，充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对山东和淄博党组织的破坏极为严重。1929年1月19日，省委秘书长何志深及朱霄、杨一辰、邓恩铭等十余名省委机关干部及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在破坏省委机关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淄博党组织的破坏和镇压。1929年春，王复元、王用章在破坏了省委机关后，罪恶的双手又沿胶济铁路东下来到淄博。由于他们二人都曾在淄博做过党的领导工作，熟悉情况，所以淄博党组织几乎全部被他们出卖。他们策动叛徒孟传扬和一些叛党分子，把淄川矿区党组织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在王用章的指挥下，淄川县长邰文静和叛徒孟传扬亲自出动，带领军警和保卫团到处追捕共产党员和工运骨干。曾在省委做掩护工作的刘兆章在石谷被捕，中共淄川特支书记车锡贵在淄川被捕，张德水、蒲文泉、李先忠、牛玉淮等党的负责人和工运干部也先后被捕，省委到淄博传递文件的交通员商连臣（商鲁民）也同时被捕。

▲车锡贵（画）

1929年4月下旬，新的中共山东省委组成，刘谦初任书记。新省委对淄博党组织连遭破坏的情况极为关注，为尽快恢复和开展淄博矿区工作，5月，省委抽调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为特派员，以经营估衣物为掩护，秘密深入淄川炭矿与工人交朋友，进行党组织的恢复与建设工作。6月，省委书记刘谦初到淄博检查工作，在洪山镇听取了王景瑞的工作汇报，对淄川党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7月2日，省委再次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8人先后被捕，接着王景瑞被捕。淄川党组织被迫与上级中断关系，基本停止组织活动。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车锡贵等22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史称四五烈士。

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反帝斗争

不管敌人多么凶残，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中共淄川地方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共山东省委在1929年1月《关于对各地工作指导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就对淄川矿区党组织作如下指示：（一）要同志经常去领导日常小的斗争，直至发展到二次大罢工。（二）二次大罢工也不过是较大范围的日常斗争。（三）要加紧建立赤色工会小组，党在赤色工会小组中起领导作用，认识工会是自己的，不是别人做好事来帮助工人。（四）加紧注意里工的组织，发展里工的斗争，来领导外工，要里工同时罢工，才能取得罢工的胜利。（五）要把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向群众开门，同志要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六）要加紧宣传鼓动工作，使群众认识党的主张，接受党的主张。（七）华坞、西河各地也要先去发展组织，启发日常小的斗争。（八）要开始做工厂附近的农民运动，党应注意全盘工作的布置。根据省委指示，矿区党组织领导工人不屈不挠地同中日资本家开展了斗争。

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遵照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整顿和开展中心区域工作，首先加强青岛、济南、淄博三区域的工作。淄川特支在遭破坏后的一年内，淄博已无区域性党组织。因此，山东省临时委员会于1930年5月派孙振华到淄博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孙振华向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写出了《淄博特支一个月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提议把黄家大洼、西河、大荒地、轻便铁路沿线、西昆铁路、南定等地划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区域。经过努力，于同年6月建立了中共淄博特支(亦称博山特支)，孙振华任书记。党员发展到6人。随后又以博山特支为中心，带动起博山、淄川两大矿区及张店(胶济铁路第四段)的工作，使这三个地方的共产党员发展到23人。博山特支划定中心工作区域，建立群众组织。把博山轻便铁道沿线矿区、黑山、黄家大洼为主的南山区、西河区、淄川大荒地区、西昆铁道区、南定区、张博支线铁道区等划为中心工作区，并建立了博山职工运动委员会。成立了轻便铁路赤色工会，会员发展到17人。还成立了挑煤工人赤色工会小组、店员联合会。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博山特支还以经济斗争为突破口，因势利导地使之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特别是为了激发矿工的反帝情绪，成功地领导了华坞矿业所工人的反停产斗争。华坞矿业所是日本投资开办的煤矿，矿方无故宣布停产，将工人驱逐出矿，所欠工资也不发。其实，这一阴谋与日本资本家在青岛开办的工厂停产遥相呼应，妄图用停工的手段对付工人，使工人不敢起来斗争。在特支的组织领导下，1930年5月5日，1000余名工人手持木棍包围了华坞矿业所，“不独禁止日人出入，而且断绝一切交通，扣压食品，断水断电”。经过斗争，工人群众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帝情绪，从而使经济斗争转向反日运动的政治斗争，把工人运动与反日运动联系起来。这场斗争也为物色建党对象，扩大党的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1年2月10日，山东省委在青岛召开研究博山问题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博山特支工作，任命王孟林为中共博山特支书记。后因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破坏，王孟林未到职即在青岛被捕。此后，省委又多次派人到博山开展党的工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度恢复了博山特支，后因为在山东省委机关工作的刘仲元、周之干叛变后到淄博进行破坏，致使淄博党组织的活动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1931年11月，省委决定成立淄博张特别区委员会，一傅姓工人为负责人，党员有13人。省委要求在2个月内将淄川支部健全起来。然而到1932年1月，淄博张特委仅剩下党团员5人，反动势力极为猖獗。省委虽然连续派了四五名同志来淄博恢复建立党的组织，但在国民党“捕共”队的跟踪追击下，只有1名同志在窑业工厂找到职业掩护而暂时潜伏下来。

1933年2月28日，由于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使省委和团省特委机关以及各地的一些党团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这时基层党组织的一些同志，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各自为战，继续斗争；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寻找上级党组织。张天民与组织失掉联系后，到淄博矿区华坞煤矿，以拉煤工、拥车工为掩护，寻找党的组织，开展工运工作。鹿省三到莱芜和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后，3月，即到华坞煤矿为张天民恢复了组织关系。随之，张天民又发展煤矿工人贾喜明、孙维勤加入中国共产党。夏末，张天民、贾喜明到西河煤矿斩龙剑煤井做工。这时，中共党员、济南正谊中学学生柴宝忠也到西河煤矿做工。10月1日，由鹿省三主持，在西河煤矿成立了中共淄博特支，张天民任书记，柴宝忠、王承一任委员。特支成立后，党员很快发展到十几名，并在西河煤矿、黄家大洼矿井组织矿工开展了“哄班”斗争。

1933年7月，临时省委遭到完全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是山东党组织自1929年1月以来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此后，山东各地党组织失去统一的领导机关。淄博党组织因无人指导而无法开展工作。因此，经过反复商量，淄博特支书记张天民、宣传委员柴宝忠于1934年2月离开淄博，赴东北寻找抗日义勇军，淄博特支由此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