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放到重要位置，有组织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在湘赣闽粤等南方各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抗斗争中，党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淄川。当时，淄川农村地租率高达60%以上，并且连年发生旱涝灾和蝗灾，广大农民同淄川的工人阶级一样，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及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之苦，生活困苦不堪，对反动派强烈的反抗情绪与日俱进。在地方党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3月7日，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济南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党的策略等方面决议，淄川、张店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同月，淄川县洪沟村（现属张店区）参加全省农民运动扩大会议的共产党员孟俊生，与共产党员邹光中组织成立了洪沟农民协会。农民协会通过举办夜校帮助农民学识字、学文化，介绍各地农民运动情况，启发农民觉悟，同时还为乡邻办理红白公事，以此联络会员和农民群众，会员一度发展至40余人，并配发“会员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洪沟农民协会自行解体。

1926年秋后，孟俊生受淄博矿区党组织的派遣，以省农民运动员的身份，到淄川东部解庄领导农民运动，很快成立了解庄农民协会，并任协会负责人。不久，参加农民协会者达三四十人，每人发了会员证。为了遮人耳目，便于开展活动，协会对外称“戒赌会”。

农民协会开展的活动主要是：（1）娱乐。协会买了胡琴、锣鼓、象棋等娱乐用品，组织农民、工人搞娱乐活动，过年时组织会员办杂耍、玩十五、跑龙灯等。（2）宣传。利用娱乐活动的机会，组织会员学习，进行诸如禁止赌博、抗粮、抗税、打倒军阀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会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3）调查。协会组织带领会员到附近农村开展工作，深入农户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散发油印小册子，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

由于当时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尚处在“星星之火”的状态，因此，农民运动的规模和影响，与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它却是工人运动的有力支持和有效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震慑了农村中的反动势力。1928年下半年，白色恐怖笼罩淄川，矿区党、团组织被破坏，农民协会随之也停止了活动。

1927年暑假期间，共产党员阎康侯参加了省委在东圣水庄举办的学生党员训练班，学习了党的基本理论和青年运动的情况，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28年3月的一天，博山县第七区党的负责人谭克平（又名谭立民）找到阎康侯，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交流了各自的斗争经验和切身体会。谭克平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已经彻底背叛革命，仇杀共产党，所到之处，与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勾结，狼狈为奸，已经成了新军阀。看来，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即到我省。如果他们来到我们家乡，我们的同志能在当地隐蔽的就隐蔽下来，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如农民协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如不能隐蔽就干脆远离本乡，暂避风险。”受谭克平一席话的启发，也是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3月，阎康侯按照党支部的部署，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本村及邻村联系了几个上层知识分子、回乡学生和稍有文化而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农民六七人，发起成立了东下册农民自治会，阎康侯为负责人。自治会以兴办公益事业，提倡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宗旨。他们一面在附近几个村宣传自治会宗旨，一面脚踏实地为农民做好事。首先在东下册村成立了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发动组织农民整修被大雨冲毁的道路桥涵。同时，还在本村开办了“烟柳宅”阅书社，集资购置通俗读物和“普罗文学”等进步书刊，如“左联”出版的《拓荒者》《蒋光慈小说集》等，让青年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阅读。

自治会的所作所为，符合农民的利益，受到了附近乡村农民的赞许，有几个村也相继组织成立了农民自治会。1928年5月，国民党军队来到淄博一带，他们仇视农民自治会，竭力破坏自治会的活动。为了遮敌耳目，使该会在“合法”条件下继续保持下去，农民自治会改为农民协会。6月，东下册村召开了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大会，负责人仍是阎康侯。7月，阎康侯参加了博山区农协领导工作。首先改革太河集市上的官斗、官秤。所谓官斗、官秤是当地豪绅为盘剥农民的劳动果实，以官府名义设立的。农民在集市上卖粮卖物时，价格商定好之后，必须经官斗、官秤重新计量后才能成交。尤其是卖粮时必须多一二斤才能卖出一斗，农民备受剥削，敢怒不敢言。官斗、官秤宣布改革后，大受农民欢迎，都说农民协会真为农民办好事。

农民协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但却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警觉，他们表面上对农民协会表示赞许，实际上恨之入骨，极力限制农协发展。为挤垮农民协会，国民党县党部把阎康侯调至县教育局工作，以此来削弱农民协会的领导。加之时局变化，东下册农民协会随即停止活动。

各个农民协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利用协会的阵地，联络、团结、教育了农民群众，扩大了党在广大农村的影响，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