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东南40华里处。有一个秀丽的山村曰“花雨沟”。据史料记载，花雨沟村建于元代。起初，先有于姓居住，村东有“于家顶子”的遗址，村西有于家茔，现全村仅有一户于姓人家。随后，马氏迁来居住，在村中二门里建有马家楼，现仍有楼底遗址；村南有马家谕葬，“文革”时曾挖掘出明代瓷器和墓志铭，记载马氏谕葬。

　　该村最初叫“花雨沟”。因村西紧邻一条河沟，河床南北向，长达千余米，常年流水不断。此河自南至北分为三大段（大堰、二堰、三堰），每段河床宽阔，水流平稳，宜于荷花生长，鱼虾繁殖，两岸鲜花茂盛，杂草丛生，宜耕宜农。最初于姓人家迁来岸东定居后，便起名叫“花鱼沟村”。

　　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有个叫孙豹的人，由淄西孙家小庄迁来花雨沟村，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亦耕亦读，人丁兴旺，日渐兴隆。发展至清朝，孙氏族人中考中秀才、举人者共6名，其中孙守珍官为知县，政绩卓著，道光十年，御赐匾额“忠贞廉洁”，光宗耀祖。现有“孙氏翰宅”三进院落（俗称孙家大门）遗存。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有孙氏讳存志者，由般河之泉头村迁来定居，生七子，人丁繁衍较快，亦农亦商，善于经营，是村中大户。其祖系大庄孙氏，与小庄孙氏同宗，同为般阳孙氏。此后，谭姓、艾姓、苏姓及李姓、鲍姓、司姓等相继迁来定居，使全村人口增至160余户700余人。全村各姓村民和睦相处，人寿年丰。

　　明朝后期，时因天旱无雨，河水断流，鱼虾渐次绝迹。但河道两岸仍然灌木葱茏，山花烂漫，村人便将“花鱼沟村”改名“花峪沟村”， 《淄川县志》各版也均载村名为“花峪沟村”。迨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3）鼓励扩大耕地，发展农业，村人便将河道开垦成良田，将低洼处修成河沟，便雨季山水和山泉之水流淌。后来，因经常天旱无雨，庄稼枯死，甚至人畜用水困难，人们盼雨心切，有因“峪”、“雨”谐音关系，便改“花峪沟村”为“花雨沟村”了。并在下庄建了关帝庙，村南建了观音庙，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富裕。现庄南观音庙内遗存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立石碑，便载村名为“花雨沟村”，至今沿用未改。

　　花雨沟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它曾是河流、交通之要冲。就说早先村西那条河吧，因为流经三段大堰，顺势落差，可称堰河，夏季发水时，次递形成三段瀑布群，颇为壮观。村东紧靠的东山，三山之雨水和山泉之水会合后，经苍龙峡流入般河，注入孝妇河。该村紧靠的东山上有大、小泉子各一，大湾一个，形成水源群，仅小泉流水常年不断，再旱的天也有泉水。东山大湾南北两侧由大、小泉分别流出两条溪水，像飘带一样分绕村南和村北，系在堰河上，使花雨沟村好似水晶中的宝石，在夕阳的照射下光彩夺目。

　　位于村西北200米处，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6）建在苍龙峡咽喉上的花雨沟桥，就是有史料记载的淄川名桥之一。

　　它既是博山通青州的古道，又是东南山里的乡民去往淄城的必经之路，过去被老人们称为“官商大道”，至清末民初，还有山里人挑着山货或赶着牛、马、驴、骡等大牲畜到淄川大集上交易，时仍络绎不绝。因而花雨沟村便成了他们歇脚寄宿的好地方。当时，花雨沟村设有“三店”、“六门头”（铺），既有供客商吃饭住店的“（思楷）上店”、“（仲珠）中店”和“（振笃）下店”，又有“泰盛隆”（百货店）、“益盛隆”（羊肉、馍馍店）、“复兴隆”（布匹店）、“聚盛永”（杂货店）、“人和堂”（药店）和“仲英饭店”等，为人们吃饭、购物提供了方便。在南门外的小溪边还设有“二、七”花雨沟集，逢集过节或庙会时，村民便在小溪南沿的阔地上就堰扎成戏台，有本村的京剧、梆子戏，还有西河村的京剧、北乡的吕剧、东坪村的周花姑子戏等草台班子，便纷纷登台演出，场景十分热闹。

　　清同治六年（1867年），为防御捻军或当地土匪侵扰，保护村民安全，村民公议修石围墙。村民就近开山取石，家家户户义务出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丈八尺高的村围墙便拔地而起。上庄和下庄各建有东门和南门。上庄东门曰“稷生”南门曰“甘露”；下庄东门曰“迎宾”，南门曰“三阳”。夜间有青壮年轮流在门楼上站岗，并沿着围墙巡逻。白天则有老者、儿童在门外休闲玩耍兼作放哨观察过往行人。对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花雨沟的乡亲如今是幸福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小山村后，乡亲们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讲究科学种田，发展有机农业，有的自办企业，有的进城务工挣钱，还在城里买了楼房，开上了轿车。淄川至张庄的公路穿村而过，四通八达。乡亲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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