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章，又名刘昭章、刘兆璋。山东省新城县刘家茅托村（现属淄博市桓台县）人。

刘兆章出生于贫民家庭，幼时全家12口人仅有4亩薄地，生活十分困难。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与堂弟刘兆新一起到淄川大荒地(现洪山镇)淄川炭矿做工。他先后在淄川炭矿本坑、昆仑分矿、华坞煤矿做“大筒”工人（就是在井筒上下工作的机修工)。在矿上，刘兆章学了许多手艺，尤其是插接钢丝绳的技术很高。正因为如此，矿上的日本管理人员遇事也不得不向他说好话，把头也要怯他三分。加以他为人爽直、义气，又乐于帮助工人弟兄，所以工友们很敬重他。这时，矿上党的组织也把他当成培养发展的对象。1925年，淄博矿区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刘兆章在孙秀峰、刘俊才、卢福坦等共产党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1926年，他由卢福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洪山矿区党支部已有党员20多人，分4个党小组，刘兆章是党小组长之一。1926年3月，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鲁大公司裁减工人的“失业团”斗争，斗争取得了胜利。

经过省委派到矿区来工作的刘俊才同志的帮助，刘兆章树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强决心。从此，他在积极参加工友们的斗争的同时，并努力克服文化低的困难，随身携带通俗革命理论读物，随时认真学习。有一次，在家里看关于苏联情况的书，看得高兴了，便对他大嫂介绍起书里的内容来：“咱们有朝一日像苏联那样，实行共产主义，打倒资本家，分财主的地，耕地、织布用机器，日子就好过了。”

他在工友中间，更是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并且比以前更加关心工友。1926年初冬，妻子给他做了新棉裤，让他四弟到矿上送给他。不久，他却穿着单裤回了家。妻子问起来才知道，有位张大叔，年龄大，又有病，刘兆章把新棉裤送给张大叔了。

至于工友弟兄因一时食宿困难，到他那里吃饭、住宿，就更是常有的事。他也往往利用这种机会向工人宣传团结斗争的道理。有些老工人都记得，刘兆章爱用“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不断”作比喻，讲组织起来的好处。

1926年8月，中共淄川支部组织部分工人骨干在张店夏庄无影山庙内召开了以反军阀统治、反帝国主义压迫、支持北伐为宗旨的各界群众大会。刘兆章积极带领华坞煤矿、淄川炭矿的工友参加了大会。会上，散发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张宗昌”“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传单、标语。

在会议进行时，30多名日军突然包围了会场，并把机枪架在门口。刘兆章向几个工友使了个眼色，呼啦一下冲到庙门口，端机枪的日本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翻在地。刘兆章顺势夺过机枪，冲着日本兵喊道，“谁要是开枪，就先打死谁!”

众工友见势，用力推倒庙墙纷纷散去。刘兆章也趁机随着人群逃了出去。日军慑于工人众多，机枪被抢，始终未敢开枪，最后只得原路撤回。

华坞煤矿是日资淄川煤矿下属的矿井之一。当时这里的劳动条件很恶劣，伤亡事故迭出。当地有个歌谣描述了这种情况：“华坞岭、老虎井，早上活着去，晚上起了灵。”刘兆章和另一位党员邹大中，在这里发动工人，秘密组织了工会，并于1927年秋发动了罢工。刘兆章和李安保、华安等人被工人推为代表，向资方(日本人)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增加夜班费、发给工人福利煤、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矿方负责医治工伤等条件。日本总办山下口头答应次日答复。但第二天却勾结淄川县政府，逮捕了30多名工人，并将刘兆章等7人押送到县政府。后经组织多方设法营救，由数十名工人联名保释出狱，于年底到石谷煤矿干工，继续从事党的活动。

1927年冬，刘兆章到石谷煤矿做工，他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1928年初，中共山东省委调他到济南工作。他带着妻子、女儿在金牛山附近的一个小庄租了一套房子，以采石为社会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五三惨案期间，省委机关就曾设在他家里。他把卖石头挣来的钱接济省委，解决经费困难。

1929年初，省委机关因王复元、王用章叛变被破坏，刘兆章也被捕入狱。1929年7月21日，经狱中党组织的严密筹划，进行了越狱斗争。全体被押同志分为三队。刘兆章参加第一队。当天傍晚，包括刘兆章在内的第一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狱警，夺下枪支，向第二道狱门冲去。同志们用事先备好的石灰、沙子袋向狱警扬去，掩护第二、第三队的难友冲出。有一个狱警反扑，欲控制第二道狱门。刘兆章奋勇当先，赤手空拳打死了这个狱警，使难友们得以逃出狱门。

这次越狱，有何自声、吴克敬等7人脱险，刘兆章也在其中。但是，当他逃到济南北郊一个朋友处的时候，又被叛徒王明智侦知，不幸再次被捕。1929年8月3日，在济南纬二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