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村四县联合办事处

罗村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罗村镇千峪村，地处群山环抱中，村舍依山势而建，处处农舍，宜高则高，宜低则低，有的建在山腰，有的劈崖而立，也有的在低谷中拔地而起，错落有致，掩映在绿荫中。村四周山岭起伏，树高林密，林果满园，挂满枝头，飘着迷人的芬芳。据考，千峪约建于明代，初名黄崖村，后村逐渐东移，改称迁峪村，亦因村处山峪中，便又谐音为千峪村。

　　此村多为陈姓，次有杜、车、孙、王、邱等姓，人口繁衍昌盛。村四周有东、西、南、北四个山头，各具特色。东、西、南山头的村居大都从山底建到半山之上。惟北山最高，气势雄伟，遍山松柏，山顶平坦，建有围墙一座，设有四门，类似山寨。西山也建有围墙，比北山略显逊色，建围墙时间略晚。

　　千峪围子山，原有碑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毁，只存半截。从残存的碑文看，此围是清咸丰庚申年（1860年）因遇有战乱，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由乡长陈志远带领众人修建。全村男女老幼一起出动，不几日大功告成，名曰“人和寨”。山围建成后，遇战乱，全村老幼来此山寨避难。特别是清末民初，遇战乱，群匪四起，盗贼遍地，各处村庄均遭抢掠、绑票、杀人之灾，惟千峪村从来没遭到过战乱的损伤。日伪时期，这里就是抗战的大后方。淄川县党组织曾在此设过淄川县委、淄东行署、四县联合办事处等机关，历史上有“淄博小延安”之称。

　　千峪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养育了一代英雄儿女。多少志士仁人，参军参战，英勇献身。

　　1937年，姚仲明、廖容标等在黑铁山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淄川县晏兴堂县长接受廖司令指示，在千峪、佛村等地开展工作，发展革命力量。第二中队中队长邹国资（又名邹光英），也深入到这一带开展抗日运动。

　　1938年期间，淄川县委孟金山书记派吕放同志（当时任县委组织部民先队总队长）来千峪、佛村等地发展民先队员，壮大民先组织。通过发动，千峪、佛村村民积极参加民先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佛村事件”发生后，我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死伤一百多人，淄川县委机关转移到了千峪村。代理书记李治祥率领机关全体人员在千峪村开展工作并发展了陈坚、王光礼等一批共产党员。

　　1942年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司令员指示第四中队中队长韩寿堂以泰山军分区第三大队的番号扩大队伍，韩寿堂动员组织了一百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一个连，这就是当时的三大队。张敬焘（原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曾回忆说过：“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战斗方针，在1940年至1941年10月份建立了淄东行署，由陈护远（陈东峰）任行署主任，九区区委书记刘振东兼行署党的工作，九区（后改为盘龙区）区委机关就设在千峪村。”到1942年4月份，益临工委书记张敬焘来组织四县联合办事处，机关就驻在千峪村，鲁中区决定把益都县、临朐县、淄川县、博山县各划出一部分为一个行政单位成立“四联办”，由冯毅之任主任。

　　回忆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都联系着千峪这块神奇的土地。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这时，不仅有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还有天灾人祸，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有的人意志动摇，叛变革命。千峪人民同地方领导人，一方面要与日伪顽军进行斗争，还要巧妙地与暗藏的叛徒、特务进行特殊的战斗，使党组织尽量减少损失。

　　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有众多老革命家、老前辈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天民；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吕民三；原淄川县县长赵一川；原淄川县委书记边一峰；原淄川县独立营副政委孙予之；原淄川县县大队队长、后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李镜远；原淄川县县大队队长、后任上海警备师师长的李仁斋；原淄西办事处主任、后任山东化工学院院长的房众夫等等，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战斗过。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千峪人民为了保护我党干部和革命战士，很多群众家里挖了隐蔽洞，屋里垒上夹壁墙，遇有不测，就把我们的干部战士隐藏起来。

　　有一次，区委书记刘振东和工委秘书李少先，被汉奸包围在千峪村，他俩就被村长陈香勤和房东陈继仁藏到了夹壁墙里。陈香勤跳墙时被高粱秸压在了底下。汉奸听到高梁秸底下有响动，立即包围，从高梁秸底下抓出了陈继仁，当时没有找到陈香勤。汉奸把陈继仁押到大街上，对陈继仁压杠子，灌凉水，陈继仁的肋骨被打断了好几根，但始终没有暴露我党的机密。正当敌人在街上摧残陈继仁时，陈香勤趁机跑出村报告了区武工队，区武工队鸣枪赶来，汉奸队慌忙逃跑。

　　有了群众的保护，我地方党的组织和政府干部，在千峪这块革命根据地里，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连，使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大，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千峪村，英雄的山村！

　　（搜集整理 王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