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高珩都是清朝初年淄川的文化名人。蒲松龄以不朽著作《聊斋志异》而名垂青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他满腹才华，却一生不得志，屡试不第，仕途失意，到了七十一岁，才援例成为贡生，社会地位卑微。高珩是明朝进士，清朝官至刑部左侍郎，工诗能文，社会地位和文学成就在当时非常显赫。

　　蒲松龄与高珩社会地位悬殊，且高珩比蒲松龄年龄大二十八岁。但由于他们是同乡、亲家（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父，所以称蒲为亲家）、文友，又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因而诗书往来频繁，交往密切，友谊深厚，长达四十多年。在这种友谊中，蒲松龄对高珩更多的是尊敬，高珩对蒲松龄主要是帮助、支持。

　　蒲松龄与高珩的交往始于1654年。那年清廷发布丈量田亩令，要求各地丈量土地亩数。淄川某些具体负责丈量事宜的“督丈”以权谋私，违法作弊，损害了田农利益，百姓强烈不满。16岁的蒲松龄对此非常气愤，做《督丈词》，讥讽督丈弄虚作假的卑鄙行为。同时，写文《上高司冦念东先生文》，告知当时在清廷任司冦，即主刑狱之官的高珩，恳请他出面制止，救助百姓，惩治不法，以儆效尤。高珩收到信后，随即向知县进言，劝其改正，不日做了处理，使得丈量田亩令得以公正进行。高珩为此赋诗一首《量田行》，表明不法官吏已被惩处，赋税不再增加，对受害百姓表示慰问，称会坚持官民一家，经得起考验。

　　据资料记载，蒲松龄一生只游览过崂山和泰山两座名山。其中崂山便是随高珩一同游览的。1672年4月，任刑部左侍郎的高珩请“葬假”归里。在家期间，蒲松龄经常进府聊天，吟诗作赋，野文轶事，无所不谈，非常密切。4月份，高珩与同乡乡贤唐梦赉、张绂等人游览崂山，邀蒲松龄一道前往。他们在崂山饱览山色美景，观看东海日出，目睹难得一见的崂山海市蜃楼，玩得非常尽兴，留下了深刻印象，激发了创作灵感，以诗、词、曲等不同形式进行了描述和记载。蒲松龄作诗《崂山观海市作歌》，赞美了崂山的美景。后来，根据流传于此的传说，创作了《崂山道士》《香玉》等短篇小说，汲入于《聊斋志异》中。

　　康熙十三年（1674年），早已罢职在家的淄川文人、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到高珩自家园林“载酒堂”做客游玩，作《载酒堂题壁诗》，歌咏高珩的高雅品行。毕际友、表藩、张绂等淄川文人雅士前来添趣，纷纷唱和。高珩也写了两首和诗。蒲松龄因为当时社会地位不高，没能参加唱和仪式。于是以“遥和”为题，写了四首七言律诗，赞扬了“载酒堂”园林之美，文士歌咏之盛，表示了对高珩的敬佩之情。

　　高珩最早对《聊斋志异》给予高度评价，第一个为《聊斋志异》写序，助推这部巨著的传扬。蒲松龄年轻时就着手创作《聊斋志异》，以手抄本流传，有的对他写怪异小说提出讥讽和嘲笑，认为是无聊之作，无稽之谈。1679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体完成，他在自序中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忧虑人们不懂其良苦用心，担心无人明了著作的主旨，无人理解其中寄托的忧愤，便请高珩为其作序。高珩看出了《聊斋志异》的价值，对蒲松龄的悲哀给予同情、理解，欣然为之作序。在序中，肯定了《聊斋志异》的意想与传撰之佳，指出这类志怪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可与儒家经典并列，其中的一些狐鬼形象形神皆美，可敬可爱。重在破除所谓俗儒拘墟之见，阐明《聊斋志异》虽曰志异，却“以天长民彝为则”，“足辅功会教化之所不及”，希望人们“不为法缚，不死句下”，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各种类型的作品。他疾呼：“吾愿读书之士，览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从而在舆论上给予支持和鼓励，减轻了蒲松龄的思想压力，使他更有勇气继续创作下去。不仅如此，高珩还把《聊斋志异》手抄本带到北京宫里广为传闻。

　　蒲松龄和高珩忘年交，到暮年还经常往来，切磋文道。1691年，八十岁的高珩致仕返乡后重读《聊斋志异》并抄了部分篇章。在给蒲松龄的信中，谈了再次阅读的看法：“往年看《志异》书未细心，今方细阅，卓然新出《艳异编》也，而尤胜之加倍者，则结构有法，点染多姿，四、六诗词无不佳妙，至跋语动人之劝惩，乐正之案修，方之序中前身菩提，非漫语耳。”

　　蒲松龄与高珩的情趣爱好，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除了能文善诗，还非常喜欢通俗戏曲。高珩一生尤爱俚曲，著有俚曲集《醒梦戏曲》。蒲松龄一生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俚曲，高珩为蒲松龄的俚曲《琴瑟乐》写了跋。

　　1697年11月，高珩去世。蒲松龄闻讯十分悲痛，写下了《挽念东高先生》挽诗七律三首，痛悼这位知己前辈。颂扬了高珩的道德文章，推崇高珩在地方上的声望，追述了自己追随高珩的往事，抒发了对高珩的沉痛哀悼之情。评价说：高珩去世是“栋梁摧折，风流顿尽，”全县文人雅士将会“共涕”。

　　蒲松龄与高珩友谊持续四十多年，令人敬慕，成为当时淄川文坛美谈。至今，人们还在传颂两人的友情故事，都深深为之感动。

　　（范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