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其芳

　　什么是“般阳文化”？

　　这是个好回答又不好回答的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般阳地区（当然确切说是今日淄川地区）的古人今人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创造并积累起来的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遵循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改造世界的结果。说得俗一点：就是千百年来，般阳人民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也改造自身，从而积累起若多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财富，当然，也含带其中的方略、技法、原则、规律、经验、教训、风俗、时尚等这些很笼统又很具体的文经武略和文武治化——那么，再请问：般阳人创造了多少“文化”呢？

　　狭义的般阳县地域古属青州之城，（旧县志说曾立为薛国，与史不符，是不对的。）春秋战国时属齐地，秦隶于齐郡，秦汉立县，先属济南国，继隶于济南郡，不论隶于州、府、郡，都是齐之属地，数千载未变。因此，论般阳文化，首先要论及齐文化。

　　华夏九州，地大物博，山川锦绣，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文化灿烂。古齐大地上，从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就在此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创造出丰富的古代文化；日后，发展进步，愈发丰富独特，文明辉煌，号称齐文化，成中华文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处齐鲁腹地的古般阳今淄川，文化色彩与齐文化般般相类，丰富有加，且更具特色。这里地层属华山系，呈盆地形，地势多起伏，平原、丘陵、低山相间，河川北去，北温带气侯，四季分明，自然条件优越。据文物考古资料，这里是早期人类活动的中心之一，考古资料证明，约在中生代第四纪晚期（距今约40万年），这里森林茂盛，哺乳动物活动频繁，已有人类繁衍生息。至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已会打制石头工具，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暨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开始烧制彩绘陶壶、红陶杯、红陶罐等颇具技艺的陶制器具，1956年，在赵瓦村东的王母山上还发现了巨石文化遗存，是用几块巨大的天然石头经人工简单修饰后竖立而成的建筑物。继之而来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般阳地区遗存普遍而丰富，在三台山、北沈马庄、皇姑顶、水磨头东南等广大地区，都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镰、石锛、盆、碗、杯、罐等，其制质是泥质抹光黑陶居多，少有蛋壳陶，技艺达到了新高度。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代，孝妇河、范阳河流域的人类活动繁盛，在石谷、公孙庄、商家庄、七里店、小庄、殷家庄、董家庄、馆里、大邢及般阳城周围地区，都发现出土大量夏、商、周时期制作精致的生产、生活陶制品、石制品，甚而如瓦当、筒瓦、豆盘等一些艺术器皿。说明人类生产生活水平提高，文化水平相应提升。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齐国中心腹地，人口密集，市肆繁华，名人光顾，文化彰显。至两晋时期，齐地治所转移至青州，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亦随着转向青州。而当时处在青州与济南郡往来大道上的中间站般阳，还是由青州西出青石关通鲁地、泰、兖的惟一通衢，遂渐成一处负有政治、经济、军事意义的官道要邑。

　　从此，古城般阳暨般阳大地，遂为州、为郡、为路、为府治所，始为古齐之大邑重镇。

　　般阳邑城处古齐西鄙，属腹心地段，又是川岳灵淑之奥区，东有平地突兀之黉山，西有绵绵泰岱余脉之焕山，南依群山，北望海平（泛指为路、为郡的大般阳），中有诸水贯流，真是左青龙，右白虎，山青水秀，占尽了龙脉仙气，历为大宦名士看重，早在春秋战国，就不乏名人名家光顾留迹。早有六国之相苏秦，在临淄被人暗害，其学术纵横之所般阳为其葬地，故葬于焕山东坡，留有至今巍巍的巨冢苏相墓。尚有其师兄弟庞涓，本战国名将，亦葬在城西南七里之隅。到南北朝刘宋朝时（420-480），古般阳为新置的东清河郡治所，（辖领清河、绎幕、鄃、零、武城、贝丘、饶阳七县）县名由般阳县改为贝丘县。历70余年后，北齐时（551-571），又改为原县名般阳县，再属青州。至隋开皇十八年（598）改置淄州淄川县，般阳之县名从始立而易名淄川县，已历800余载矣。

　　可惜的是，至今仍然难找具体记载古代般阳地区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字，还得借助考古资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