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山东境内军阀混战，淄博煤矿业经营萧条，造成各大煤矿的煤炭积压。中日资本家为了弥补损失，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进一步压缩矿井的防护费用，因而造成矿井安全状况更加恶化，伤亡事故不断发生。6月25日，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大仓组经营的南定矿业所华坞煤矿发生冒顶事故，压死矿工李长福、李长裕、张克福、王二根等4人。26日，淄川煤矿南旺分矿又发生煤车撞死工人司继武事故。事后，中日资本家企图对每个死者支付抚恤金40元了事。可是按煤矿的定例，包工头在井下运煤的马死一匹尚要价100余元，但对死亡工人却只发40元，真是人命不如马值钱！工人们群情激愤。在周曰坡领导的“淄川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下，工人们以1924年中国政府农商部矿业条例第21条规定“因工作死亡者给予五十元之葬费，并给予其遗族二年以上之工资”为依据，提出了两项条件：（1）最低限度治丧费50元；（2）以两年工资作抚恤金。并派代表与矿方进行交涉，中日资本家竟拒绝接见工人代表。于是，工人们一面把死亡工友的遗体抬到矿所大厅里抗议示威，一面通知淄川县长和煤矿当局，若不答复要求，就举行罢工。日本驻淄博领事馆的官员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淄川县政府相互勾结，反诬工人“以死亡者尸首为策略的工具是不纯正行动”，坚持先由遗属收容尸体，同时支付给“正当的抚恤金”，以此拖延时间，拒不答复工人要求，并以“关闭煤矿”相威胁。

经过20天的谈判斗争，仍然毫无结果。工人们认识到光靠谈判是达不到目的的，遂于7月15日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请愿罢工斗争。1000多名工人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在共产党员于占麟、蒲文泉、孙发财的带领下，结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打着巨幅标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当行至淄川炭矿驻地附近时，正遇上鲁大公司中方首席职员戴鸿渠，工人们高呼“打倒汉奸走狗”，一拥而上将其痛打一顿，情绪更加激昂。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淄川县城，向县长提出了“增加工人死亡抚恤金、增加工资、实行三八制、改善工人卫生福利、取消大包工制”等项要求，指令县长把这些要求转达矿方，迅速作出答复。与此同时，工人们还向驻博山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二矿务局提出请愿要求。淄川县长和第二矿务局局长被工人声势浩大的请愿吓慌了手脚，赶紧发电报向国民党省政府和农矿厅请示办法。省政府接到电报后，怕“工人停工日久，或感受他种情况，致有不合秩序事情发生”，便立即派农矿厅技师郑万言来矿“调解”，准备只解决工人的死亡抚恤金了事。但是工人们却坚持：“暂时搁下抚恤金问题，首先解决工资提高及待遇问题。”郑万言看到工人们态度强硬，调解失效，骑虎难下，便急忙回济南与其上司商量对策。他既怕得罪其日本头子，又不敢直接侵犯工人，便采取了“敲山震虎”的手段，以“从内部煽动工人”的罪名，罢免了博山第二矿务局局长职务；并于8月13日强行解决了工人的死亡抚恤金问题，发给死亡工人丧葬费50元和两年工资230元的抚恤金，另给薄棺一具。

为了达到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之目的，工人们继续斗争，于8月20日又开始了怠工。包工头看见工人在井下睡觉也不敢过问；有些平时随便打骂工人的矿警，见工人心齐，力量大，更不敢轻举妄动；有个作恶多端的日本监工被工人打得头破血流……整个矿井生产陷入瘫痪状态。华坞煤矿原来每班300人下井，日产煤500车。工人怠工后，日产煤仅30车。工人们一系列的斗争，搞得淄川炭矿的中日资本家无计可施，只好搬出“宪兵队驻屯部队、公安局及工商会居中调停”，于8月27日达成了以下协议：

（1）包工人（采煤、运搬等）对所属工人增给日额铜元10枚。

（2）从8月20日起到本日为止，怠工中的工资减少部分，依照今后作业能率的提高予以弥补。

（3）对于所属工人的雇佣、解雇由包工人适当行之。

通过斗争，工人们不仅取得了增加抚恤金和提高工资的直接利益，还取消了大包工制，由工人自己选举代表实行小包工，减少了大包工头的中间剥削。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淄川煤矿的反动统治。淄川煤矿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民国十八年夏季爆发的工人运动和过去相比，颇为顽强而持久”。

周曰坡等人发动领导的这次矿工罢工斗争及其产生的影响，使国民党当局和中日资本家大为震惊。1929年9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派韩国桢到淄博担任淄川县国民党部筹备委员，并建立了“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取代了周曰坡的“工筹会”。韩国桢到淄川后在和工人接触中听工人反映周“是个很好的人，对矿方和工人的情况都很熟，对工人的遭遇很同情，敢于替工人说话，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并了解到周曰坡曾在煤矿工人中组织工会，就主动找周联系。当时韩问周：“你为什么有官不做，反要搞工会？”周说：“我立志要帮助工人解除痛苦！”韩国桢非常同情、支持周曰坡为工人谋利益的行动，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加深，利用原“工筹会”的势力开展工会活动，同炭矿资本家进行斗争。他们先后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对压迫工人、提高工人待遇，反对克扣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争士气。工人们感到有了靠山，腰杆挺起来了。

1929年末，韩国桢与周曰坡趁此大好形势，积极引导工人向更高的斗争目标前进。他们和工人酝酿决定向矿方提出取消包工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对此，工人们热烈拥护。韩国桢便以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向矿方正式提出，遭到矿方的坚决拒绝。在此形势下，一方面由周曰坡进一步深入群众，发动工人准备组织全矿罢工；一方面由韩国桢立即与津浦铁路、胶济铁路联系，成立地下联合工会，必要时，铁路工会罢工，切断交通，支援淄川煤矿工人罢工斗争。正当工人们照此计划准备展开斗争的时候，1930年春节前的一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急电韩国桢立即回济。韩国桢知道他在淄川的行动与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大相径庭，国民党要对自己下毒手了。随即离开淄川逃往北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

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工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博山、西河地区中、小煤矿工人的斗争士气。这些煤矿上的机工首先组织起来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在遭到资本家的拒绝后，9月1日，博山、西河各煤矿的机电、绞车、锅炉、翻砂等工种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时值秋季，阴雨连绵，由于工人罢工，排水系统瘫痪，严重威胁着矿井的安全。各煤矿资本家一面向国民党山东农矿厅请求派兵镇压，一面与驻淄博的山东第二矿务局商讨对策。对于工人的要求，资本家只答应按原有工资增加一成，并提出加薪之前先行复工。工人们不受欺骗，继续坚持斗争。这时，适逢西河地区的悦升煤矿矿井大量涌水，正在排泄。如果罢工继续下去，井下机械设备将会全部淹没。在此情况下，资本家丁敬臣首先向工人屈服，答应给所有机工每月增资3元，并于9月7日开始实行。在工人的坚决斗争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与工人达成了有利于工人要求的协议，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一系列经济斗争的胜利，首先是淄川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长期的培养和斗争的锻炼，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压迫，谋求自身解放的要求增强了；其次，由于有了一批有较高觉悟的工运骨干。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淄川炭矿工会培养的许多工运骨干，都参加并领导了这次斗争；其三，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各派政治力量急剧分化，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支持并领导了这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