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扑灭矿区工人斗争的革命烈火，国民党反动派在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的同时，大力组织黄色工会，抢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929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宣布成立“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该筹备会一方面收罗骨干，筹划正式成立黄色工会，一方面残酷地压榨工人，企图扼杀工人运动。然而，广大工人不但没有被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加高涨。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吕祖良领导西河、大荒地一带工人，与当地农民联合起来，利用“黄沙会”这一道会组织的力量，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罢工期间，工人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手持木棍痛打工头等，并写出“打倒日本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鲁大公司”“要求八小时工作”“打倒黄色工会”“要求给死者二百元、伤者一百元的抚恤”等大标语。后被陈调元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黄色工会也没成立起来。

1930年1月，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又任命臧华年、胡健民等9人组成“淄博区矿业工会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工整会”），计划在6个月内正式组成黄色工会，以控制淄博煤矿工人运动。但是，在蒋、冯、阎军阀混战中，由于韩复榘战败，“工整会”的委员们于6月份仓皇逃走。阎锡山派山西军系的国民党人员来到淄博矿区，又另行组织了工会。8月，战局骤转，韩复榘返回济南。他在重整军务的同时，又派原“工整会”头目返回淄博矿区，进行筹建工作。“工整会”在筹备过程中，收买利用煤矿机械主任顾炽、绘图工人李文成等作为骨干，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将“工整会”改组，于1931年2月，成立了“淄博区矿业产业工会理事会”（以下简称“工理会”），顾炽、刘明月、李文成3人为常务理事。“工理会”下设13个分事务所（包括博山、淄川），注册会员20800人。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对这个工会十分重视。每年改组时，省党部、省建设厅都派员监选，使黄色工会一直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驯服工具。1931年6月，顾炽、李文成被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指定为山东省工会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并加入国民党。回淄博后，顾炽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淄川县党部组训委员。

“工整会”和“工理会”极力推行国民党政府的劳资合作政策，使用“劳资协调”这把软刀子来扼杀煤矿工人运动。他们一方面向工人灌输“奉公守法”的奴役思想，要工人在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极力引诱工人走向妥协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暗中与中日矿业资本家串通一气，出卖工人利益，成为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

1931年，淄川炭矿石谷分矿工人杜祥辉等领导15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给刚刚成立的“工理会”以有力打击。3月，该炭矿矿警无理辱骂扣押工人李继英、李长锡，激起该分矿工人义愤，齐集百余人与矿警讲理。警官吴金铎殴打李继英，向工友开枪。矿方又立即调来矿警100多人，包围现场，拘捕工人郭允坤、农民李长银等3人，剥光衣服鞭笞拷打，引起淄川炭矿全体工人的反抗，要求黄色工会向公司提出交涉，公开向工人道歉，赔偿工人损失。而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秦启荣、黄色工会理事顾炽、李文成，反诬工人纠众闹事，威胁工人“勿滋事端，若不知悔改，仍希逞私忿，则法网俱在”。把工人的强烈斗争镇压下去。

1932年7月，淄川、博山各煤矿资本家组成的黄色工会御用组织“矿业工会”作出决议：自7月7日起，各公司一律裁减工资四分之一。“各矿工人以生活有关，群起反对，发起了自7日至9日间第一次罢工。淄、博两县除鲁大及博东公司外，罢工者达万余人。惟各公司机器却仍须照常开工，否则矿井即被水淹。故公司方面仍需一部分开支，共计每月损失四千余元。”8月3日《红色中华》第31期以“鲁直煤矿工人斗争情形”为题，对这次罢工斗争情况发表了简讯，可见其影响甚大。

1935年5月13日，鲁大公司北大井发生透水事件，淹死矿工536人。顾炽、李文成代表工会参加善后委员会。当时工人要求按工厂法规定，付给难属500元至600元抚恤金。但顾炽、李文成却秉承日本资本家的旨意，迫使难属仅接受了330元的抚恤金。

黄色工会的这一切所作所为擦亮了工人的眼睛，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从而打破幻想，冲破黄色工会的控制，又多次开展了罢工斗争。但由于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淄川矿区党组织屡遭破坏，工人运动失去党的领导，加上黄色工会的欺骗控制，淄川矿区的革命斗争走向了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