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1930年冬至1932年底，调集重兵，先后四次向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围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执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1937年9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重建中共淄川地方组织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在济南恢复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部长。在重建省委的会议上，省委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壮大抗日救国的力量；接受过去山东省委遭受大破坏的教训，积极谨慎地恢复那些与党失去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反对关门主义，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团体，防止敌人破坏。会上，省委还决定选调一些对革命事业忠诚热情，有地下工作经验，又能脱离生产的党员到各级党组织工作。至此，山东各地党的组织又有了统一领导机构，山东的革命工作开始方兴未艾地发展起来。

山东党组织一向非常重视淄博矿区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山东省委恢复之后，便于1936年7月派张天民到矿区重建党的组织，开辟工运工作。当时矿区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特务、汉奸遍布各矿，开展地下工作极端困难。张天民便隐瞒身份，居住在淄博矿区重点区域——鲁大公司淄川炭矿所在地洪山镇（俗称大荒地）北工厂，开展秘密活动。这里房屋矮小简陋，集居着许多穷窑户。张天民居住在这里有利于掩护身份，又便于联系工人。他先是下煤井当矿工，在淄川炭矿袁家岭、十亩地等3个煤井当过拉煤、推车和垒石墙（充填带）工人，利用在井下和工人一块劳动，寻找机会接触工人。艰苦的矿工生活，使他很快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为了启发工友提高阶级觉悟，在互相谈心中，张天民就以煤矿工人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对在一块的工友说：“所有产业工人都是受苦，可是劳动最惨重、生活最困苦的还是我们煤矿工人。我们为什么天天受苦受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日本鬼子、汉奸把头、官僚资本家耀武扬威，为非作歹，任意剥削、压迫工人，这是为什么？主要是他们有钱有势，勾结国民政府做靠山”“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工人就不能翻身得解放。”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矿工们，靠近党的人越来越多。他还利用北工厂村小学教室办了一处工人夜校，公开的形式是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实际上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教育工人认识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镇压工农、进攻红军的罪行等。同时在小学教员中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并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百姓中组织“平民夜校”等，就这样，把各阶层积极抗日的群众团结到了党的周围。1936年7月，张天民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年底建立了中共洪山支部，张天民任书记，党员有赵福水、赵福祥、姜自强、张德水、王植凡、毕佩之、马立和、张凤翔、亓安法等9人。

山东省委对矿区党组织的活动十分重视，经常秘密输送进步书报和党内刊物，如：《大众生活》《大众哲学》《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油印刊《火线》、山东省委铅印的《抗日救国会刊》《救国导报》，还有抗日游击战争小册子等。这些书刊文件中刊载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指示，以及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的消息，对矿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矿工党员张德水激动地说：“伙计！这会儿可到了穷哥们出世的时候了，我们的天下又来了，咱们再也不能等了，等是死路一条，斗争才有出路。我们要振作起1928年南庙罢工斗争时敢于和国民党反动派斗，敢于夺日本兵枪的大无畏精神，跟着共产党朝前大步走！”

为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洪山党支部逐渐将其活动扩展到矿区附近的乡村，以洪山、杨家庄、蒲家庄、车家庄、南北沈马庄为中心，北至大窎桥、小窎桥、罗家庄、韩刘沟庄，南达龙口庄，东到邹家庄、佛村等地，都成为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地区。这种活动方式，加强了矿区与乡村的联系，扩大了党组织在农村的影响，对农村党组织的发展起了较大的辐射作用。1937年上半年，洪山党支部便在淄川东部山区佛村建立了中共佛村支部，吕效勉任书记。这样矿区党的工作便由点到面、由工矿向农村逐步发展。洪山党支部和佛村党支部共有党员30余名。这两个支部的建立，成为淄川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的中坚力量。

▲中共佛村支部旧址

中共淄川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使矿区工人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淄川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