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62名干部、战士，由胶济铁路以北的清河地区去往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了确保安全，计划三支队10团政委罗文华亲率2营、3营护送跨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由2营的4连和3营的7连组成护送营，约210余人，由3营营长吕乙亭担任护送营长，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3月24日，护送部队由临淄县（现临淄区）的苇子河村到长山县卫固镇（现淄博高新区卫固镇），与受训人员汇合后，于27日晚跨过胶济铁路，次日拂晓到达淄川县以东的山区，分别进驻佛村和井筒两村。这时，坚持淄河流域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已撤离太河地区，这一带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占据。为避免发生冲突，顺利通过王部防区，护送部队先派人与王尚志部取得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他们表示可以通过。

太河镇，原是博山县以东60余里的一个山区重镇，是连接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该镇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砌围墙，上有垛口。镇西是淄河，中间是金鸡山，河西是豹眼山，山势陡峭。在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仅有3～4米的狭窄通道。

▲太河惨案旧址——钓鱼台

3月30日，八路军受训部队绕过金鸡山，只见太河镇围门紧闭，村头上、围墙上、山头上已布满了人。为防止意外，吕乙亭营长命令部队拉开距离，加速前进。中午时分，队伍到达太河镇西北角，顺狭窄通道南行，听到围墙上不断传来“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的叫喊声，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吕乙亭果断命令“肩枪”，高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队伍大部渐渐集拢在西围墙外时，顽军突然从制高点钓鱼台上开枪射击。在前面带队的营长吕乙亭当场牺牲，随之奉鲍辉指示向吕营长传达命令的通信员刘书厢壮烈殉国。此时，埋伏在镇西围墙上的顽军一齐射击。枪声、吼声响成一片，受训部队陷于包围之中。在这危急时刻，鲍辉主任和特务团团长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站在河滩上，命令大家“不要还枪”，并向城墙上的顽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但顽军毫不理会，继续射击，鲍辉右腿中弹负伤。随后，镇西门大开，镇内和南山、西山、北山上的顽军同时从四面向受训部队包抄过来，全军面临覆没的危险。4连连长许子敬和受训干部孙晓东等人果断带领先头部队向东南方向冲击，接连击溃了南路50多人的截击和从侧面攻击的一个班的顽军，率38人突出了重围(其中5名受训人员)。尚未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也有20多人脱险。

在顽军预谋伏击下，受训部队猝不及防，加上众寡悬殊，地形不利和不准还击的命令，致使有210余名干部、战士被俘(其中有20余名伤员)。当天下午，在国民党第七梯队司令宋雨田和政治部主任李荫亭(两人原为黑铁山起义部队人员)的指认下，顽军于当夜在太河镇东门外秘密杀害了鲍辉、潘建军、邓甫晨3人。顽军不让掩埋烈士尸体，断臂残肢，惨不忍睹。经逐一审讯后，顽军把连以上11名干部和重点怀疑对象关押在一起，反复审问、折磨、劝降，其阴谋失败后，在临朐县黄山村外的弥河滩上枪杀了张林、陈大学、张琴书、徐效礼等5人。其余6人被押到响水崖村后，赵华川趁敌人看守不备、天黑阴雨之际，磨断绳索逃出，历尽曲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其余5人下落不明。剩下的近200名被捕人员，或被强行遣散、收编，或遭敌人残酷杀害。

顽固派制造的这一破坏抗战的惨案，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无比愤慨。淄博地区纷纷举行声讨、请愿和集会。淄川、博山的民众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八路军三支队全体指战员致函国民党军队和王尚志部，申明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八路军山东纵队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代表也直接向当局提出抗议。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增发《“太和惨案”专刊》，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人张经武、黎玉于4月17日通电全国，申明事件真相，揭露秦启荣坚决反共、破坏抗战、制造“太河惨案”的罪行，呼吁全国主持正义，严惩祸首。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严惩秦启荣等凶手。

▲《大众日报》出专刊报道

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多次发出具体指示，指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要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主席曾两次直接谈及此事，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说：“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他讲：“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中，再次引用山东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讲：“……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太河惨案发生后，为总结其经验教训，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山东分局，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要求山东分局，“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多方争取友党友军之进步。同时，对于一切顽固分子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的取得必胜)”。遵照中央指示，4月上旬，八路军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一同从王庄去太河镇所在的博山县检查部署战斗。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广大指战员协同作战，向太河地区王尚志部发起进攻，收复太河镇、峨庄等广大地区，救出被囚禁的部分人员，给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以应有的惩罚。

山东顽固派头子秦启荣变本加厉进行反共摩擦。1939年8月，纠集淄河流域顽军4000余兵力，向该地区的三支队10团、四支队新1营及淄川地方抗日武装进行攻击，制造了“淄河事件”。23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主力在张经武、王建安指挥下，奋起反击，激战21天，打垮了顽军王葆团旅、翟汝鉴部，共毙伤顽军600余人。此后，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又向这一带顽军发起攻击，消灭了太河惨案的直接制造者王尚志部。继而，四支队一部长途奔袭，于夜间突然包围了顽军翟超部的老巢淄川东部田庄，全歼翟部顽军，击毙其司令翟超。至此，山东顽军头子秦启荣主力被击溃，缴获枪械1000余支，重新夺回淄河流域这一战略要地。

经过一年多的反顽斗争，消灭了淄博境内的反共顽固派的力量，震慑了日伪反动势力，振奋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情绪，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淄博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