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山东的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军民连续攻势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为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山东军区各部队进行了春夏两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淄博地区，各县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驻淄博的主力部队，按照山东军区的部署，利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些斗争，进一步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振奋了根据地人民的精神，同时锻炼和壮大了各地抗日武装，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山东军区将所属部队编成五路大军加强了对日伪的军事进攻。鲁中军区部队编为第一前线部队，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下，自8月下旬开始，除向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日伪军发动进攻外，还从东、西、南三面向淄博矿区的日伪军发动攻势。8月24日占领西河煤矿，25日向淄川和大荒地（现洪山镇）守敌发起进攻，26日淄川全县获得解放。

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

抗战胜利后，为了巩固斗争成果，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执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并于1945年8月和11月分别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和《关于减租减息与生产的指示》。根据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指示精神，淄川县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工人、贫雇农为核心，团结中农，向恶霸地主、汉奸、匪特和资本家、大把头等讨还血债、倾吐苦水的反奸诉苦清算斗争。

1946年1月，淄川县委组织群众在洪山沈马庄召开了有30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参加的反奸诉苦动员大会，清算斗争了汉奸、大包柜头子李文成。数千名工人和贫苦农民，愤怒地控诉了李文成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剥削工人的罪行。批斗会后，工人们打开李文成的粮仓、衣柜，把大批的粮食、衣物分给受苦群众。5月，淄川县委又召开了万人反奸诉苦大会，清算斗争大包工柜头黄其芳的罪行。会后，工人群众高举旗帜，高呼“保卫胜利果实”等口号，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时，还在西河煤矿召开了有六七千人参加的反奸诉苦清算大会，斗争了原悦升煤矿经理张笑文。30多名工人先后登台，以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控诉了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罪行。会后，把张笑文匿藏的数百万元兑换成北海币发给工人。通过反奸诉苦，斗争了20多名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汉奸、包工柜头，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广大工人农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的仇恨与斗争意志。

淄川县委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在鲁中军区第9师的帮助下，组织干部到各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通过组织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县有870家佃户和150家借户按政府法令得到减租、减息，880个雇工增加了工资。1946年4月，县委、县政府连同鲁中军区第9师在淄城体育场召开军民大会，庆祝“双减”运动的胜利。

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加强了地方民兵建设、改造，健全了部分村政权，涌现了一大批以贫雇农为骨干的积极分子，为以后整顿健全群众组织、发展壮大党组织和参军支前等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传达贯彻“五四指示”

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益迫切。为了满足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为巩固和保卫解放区而斗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在解放区内实施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还规定了指导运动的14项原则，其中包括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富民的土地，应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恶霸与非恶霸地主，保护工商业，对抗日军人、干部和地主家属以及开明绅士应适当照顾等。

6月底，鲁中区党委在博山四十亩地召开地、县委书记和专员、县长会议，区党委书记向明传达了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淄川县委副书记李元荣和县长薛玉参加了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淄川县委在莱芜境内举办了各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土改训练班，学习贯彻“五四指示”，决定先搞土改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开。

在旧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淄川县土改前，占全县总人口5%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总耕地面积的55.5%；占全县总人口95%的贫雇农和中农，却仅占有44.5%的耕地。井家河村地主沈成修一家即占有1500多亩土地；张李村一王姓地主占有耕地720亩，是全村总土地的二分之一，住宅占了半个庄；慕王庄地主98人，人均占有土地16.7亩，而全村贫农498人，人均占有土地仅0.75亩。大量土地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地主手里，租佃、雇佣、借贷关系形形色色。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得到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

1946年秋，根据中央和鲁中区党委的指示，淄川县在千峪村进行了土改试点。试点工作是在县委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县委组织部长朱光旭带队，仇同喜、孙刚、晏春成等参加。千峪村是党组织开辟较早的革命老区，党群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较好。工作队进村后，充分发挥党支部和群众团体的作用，首先组织区、村干部学习“五四指示”和上级会议精神，开展了“谁养活谁”“劳动人民为什么受苦”等问题的讨论，接着分析该村阶级状况，制定了土改方案，然后以“土地还家”的口号，用诉苦会的形式发动群众，对不法地主陈某开展说理斗争，使土改试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经过一个月的试点工作，共斗出土地2000多亩，房屋140间，粮食1万多斤，大牲畜17头。斗争出的胜利果实，分给了200多户贫雇农。广大贫雇农分得土地，无不兴高采烈，一致拥护党的土地政策。

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淄川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开展阻击战，组织领导群众坚持开展地方游击战争，在边沿区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为广泛发动群众，巩固解放区，取得自卫战争的最终胜利，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黎玉、张云逸，要求山东加快土改的进度，并对土改的政策作了进一步规定。8月下旬，华东局在各地土改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召开了土地会议。会议结合山东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反复讨论酝酿进行土改的原则、政策、方法和步骤，并于9月1日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又称“九一指示”），要求各地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土地改革。

▲《大众日报》对淄川县土改工作的报道

“九一指示”下达后，鲁中区党委、政府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并根据本地情况，发出土改指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淄川县在千峪村土改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县全面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为宣传发动群众，培养土改积极分子，组织开展运动的骨干力量，1947年3月16日至22日，县委在龙泉区举办大型贫雇农土改训练班试点。该区共有57个村，3.6万人，参加培训班的积极分子2230人。在训练班上，县委书记陈明达作了《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的报告，县长薛玉代表县政府表明了支持群众搞好土改的态度。训练班分四个阶段：首先是诉苦，激发阶级感情；其次是阶级教育，用算账对比的方法，讲明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到底谁养活了谁；第三是学习中央“五四指示”“九一指示”和华东局有关指示，强调按政策办事，不能以政治态度划阶级成分，贫雇农中个别干过坏事的人，只要痛改前非，仍应团结他们；第四是研究土改的方法，成立农会，组织民兵武装，建立村政权，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村支部，树立压倒剥削阶级的优势，警惕敌人破坏，保卫胜利果实。训练班期间参加民兵的有202人，发展党员119人。同时加强了村级组织机构建设，各村共选出斗争委员会和各部门干部404名。训练班结束后，干部、积极分子情绪高涨，立即回村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随后，各区普遍举办了土改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县委在萌山区（现属周村区）举办的土改训练班上，群众把混进的敌人当场检举出来，面对面地诉苦，揭发其罪恶行径，后经政府查实，依法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给群众撑了腰，打开了土改运动的局面。3月，全县共举办土改训练班22个，训练积极分子13234人，从中提拔干部1548人。根据华东局“二二一指示”精神，鲁中区党委确定淄川县为鲁中土地改革复查试点县。在鲁中区党委领导下，淄川县掀起了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的高潮。至5月底，全县11个区，除蓼河、冲山、昆仑3个区进度较慢外，其他各区土改任务全部完成。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土地改革，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大量土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经过土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拥军、参军热潮空前高涨。1947年初，千峪村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军，其余青壮年加入千峪民兵连，该村成为当时闻名全县的“民兵村”。通过土改运动的锻炼，淄川县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党组织从中吸收了一大批党员，全县党员总数由1945年底的840名，增加到1947年初的1217名。1948年春，全县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