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溪强

在传统金石文献中，为古树立碑者堪称凤毛麟角。山川碑记多述地理沿革，寺庙碑刻常载修建始末，而以碑刻专记一株槐树的存续，且关联乡邻集体善举者，更为罕见。淄川县龙口庄（今属淄川区龙泉镇龙一、龙二、龙三、龙四个行政村）现存一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护槐碑，此碑系笔者为完善《龙四村志》暨龙口地方史志内容而对该碑拓印并译现代语文，以282字的篇幅，记录了当地百姓为保留一株遮阴槐树而集体捐资的往事，成为清代地方社会“小众碑刻”的典型遗存，其在地方史志中“绝无仅有”的记载，更凸显了这份民间记忆的独特价值。

一、碑刻背景与核心事件

据碑刻及地方遗存考证，龙口庄关帝庙前路南曾有一片菜园，为乡邻许士孝所有，园中有一株古槐，至乾隆四十七年时已“枝繁叶茂，环绕交织”。彼时，村中五圣堂因年久失修启动重修，许士孝出于善念，愿将此槐作为布施献予庙堂，充作修缮物料。

这一提议却引发了乡邻的集体关注。对往来行人与村民而言，这株古槐早已超越“树木”的自然属性——盛夏时浓荫覆亩，成为南来北往者歇脚纳凉的“天然凉棚”；其枝叶如“慈母般的关怀”，为奔波途中的行人提供片刻安宁。善人们深知，若槐树被伐，不仅夏日荫凉无存，更会失去一处承载日常温情的公共空间。最终，乡邻决议：由众人共同出资十二千文，代替许士孝完成布施，既成全其善举，又保住这株惠及四方的槐树。为防岁月流逝、往事湮没，众人遂刻碑记之，立于龙口庄小南门以北路边，让这段护树佳话得以传世。

二、碑刻原文与形制考述

碑刻形制

该碑为当地产青石质，现存于龙口庄南路边。实测碑长880毫米、宽500毫米、厚230毫米，体量虽不大，却保存完整。碑文以繁体楷书竖刻，正文7行计75字，全文共282字（含捐款名录），字体端庄规整，显系民间书手精心书写后镌刻，虽无名家痕迹，却透着质朴庄重。

碑文正文：

“里人有许公讳士孝者，于关帝庙前路南园有槐树一株。因重修五圣堂，愿施焉。善人以为阴翳旋绕，往来行人慈息于此。爰公议，代许公出布施十二千留之。恐生久不可考，故特勒贞珉以志之。”

笔者释文：

同乡有位许士孝先生，在关帝庙前路南的菜园里有一株槐树。因五圣堂重修，他愿将这株树捐献出来。善人们认为，此树枝叶繁茂、浓荫环绕，南来北往的行人常在此歇息。于是众人商议，代替许公捐出十二千文布施，以保留这株槐树。担心年深日久后此事失传，特意刻碑记录。

三、捐款名录及数额考析

碑侧详细镌刻了64位捐款者的姓名与数额，共计捐款一万七千四百文，其中包含代替许士孝布施的十二千文。按姓氏分类统计如下：

许姓（14人）：许士孝（树主，未列捐款，由众人代捐）、许廷举（800文）、许廷弼（600文）、许守业（500文）、许守份（500文）、许克己（400文）、许克恭（400文）、许克俭（300文）、许克让（300文）、许登云（300文）、许登科（200文）、许登高（200文）、许登魁（200文）、许氏（女眷，200文）。

张姓（12人）：张启元（1000文）、张启亨（800文）、张启利（600文）、张启贞（500文）、张承先（500文）、张承后（400文）、张承宗（400文）、张承祖（300文）、张士魁（300文）、张士杰（200文）、张氏（300文）、张母李氏（200文）。

程姓（7人）：程继尧（600文）、程继舜（500文）、程继禹（500文）、程继汤（400文）、程守仁（300文）、程守义（300文）、程氏（200文）。

司姓（7人）：司大忠（600文）、司大孝（500文）、司大节（500文）、司大礼（400文）、司秉正（300文）、司秉直（300文）、司氏（200文）。

其他姓氏（24人）：黄姓3人（共1100文）、邵姓2人（共700文）、沈姓2人（共600文）、李姓2人（共800文）、陈姓2人（共600文）、贾姓2人（共500文）、王姓2人（共700文）、唐姓1人（300文）、杨姓1人（300文）、韩姓1人（200文）、白姓1人（200文）、侯姓1人（200文）、董姓1人（200文）。

以上名录中，许、张、程、司四姓捐款占比超总额的七成，且多为男性户主，间有女眷署名（如“张氏”“张母李氏”），反映出当地大族主导、全族参与的民间公益模式。捐款数额从200文到1000文不等，体现了按家境量力而行的特点，更凸显“众人拾柴”的集体意识。

四、碑刻价值：小众记忆与民间伦理的独特载体

与传统“大众碑刻”相比，这通护槐碑的稀缺性与独特性尤为显著：

（一）立碑对象的“微观性”：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关怀”

传统碑刻多为山川、寺庙、名人而立，承载的是地域标识、宗教传承或功勋伟业，关联“大众记忆”。而此碑的核心是一株“实用之树”——它不关乎神灵崇拜，不涉及历史功业，只因能为普通人“遮阴歇脚”而被珍视。这种对“日常温情”的记录，恰是小众碑刻区别于大众碑刻的关键：它聚焦的不是“宏大价值”，而是普通人对生活细节的守护。

（二）立碑主体的“民间性”：乡邻共识与集体行动

64位捐款者涵盖17个姓氏，以龙口庄大、小南门附近的许、张、程、司四大姓为核心，形成“大族牵头、小姓参与”的格局。他们既非官方机构，也非士绅阶层，而是普通村民自发组织，以“代捐留树”的方式，既成全许士孝的善举，又保住公共福祉。这种“不伐一木、不伤一善”的智慧，正是清代乡村“熟人社会”伦理的生动写照。

（三）立碑意义的“稀缺性”：淄川金石中的孤例

乾隆四十七年季夏的这通护槐碑，是淄川县龙口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为树立碑之举。其稀缺性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价值取向：对民间而言，“值得铭记”的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可以是一桩守护“遮阴之树”的小事；“善举”的形式，既可以是直接捐献财物，也可以是为保留公共福祉而共同担当。这种“以小见大”的记忆，为清代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史提供了珍贵注脚。

五、结语：一棵槐树与一方百姓的精神印记

如今，这通护槐碑仍静静立于龙口庄路边，碑上的捐款名录虽经风雨剥蚀，却清晰镌刻着两个多世纪前的温情：许士孝的布施之善，64位乡邻的护树之仁，以及那株槐树所象征的“普惠之美”。它告诉我们，历史不仅藏于庙堂典籍，也写在民间的砖石之上；而真正扎根人心的记忆，往往不在宏大叙事中，而在那片为行人遮过阴的树荫里，在那群为守护温情而慷慨解囊的乡邻故事里。这，正是这通“小众碑刻”留给今人的最珍贵遗产。